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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时候放开汽车限购了?

还在为摇号买车发愁的人,这次可能真的有盼头了。

2月16日,《求是》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中强调:“要积极稳定汽车等传统大宗消费,鼓励汽车限购地区适当增加汽车号牌配额,带动汽车及相关产品消费。”

2月20日,商务部市场运行司副司长王斌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,为减轻疫情对汽车消费的影响,鼓励各地因地制宜出台促进新能源汽车消费、增加传统汽车限购指标和开展汽车以旧换新等举措。

4天后,工信部印发《关于有序推动工业通信业企业复工复产的指导意见》,其中也明确,各地工信主管部门要推动落实这一重大决策部署。

对于摇号买车人以及汽车行业来说,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利好消息。

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常务理事贾新光对《财经国家周刊》记者说,政策提出鼓励汽车消费,且明确指出要增加购买指标,可以看出放宽限购对于促进汽车消费的重要性。

过去的一年里,国家多个部委也曾多次提出限购“松绑”,一些地方如贵阳、广州、深圳、海南等,或取消限购,或增加指标。但其他一些地方,至今仍“无动于衷”,未出台相关举措。

这一次,疫情突袭之下,决策层发出最强音,国家部委接连表态,构筑多年的汽车限购壁垒,会被打破吗?

八市一省搞限购

根据各地最初的安排,汽车限购令是为了解决城市交通拥堵问题,缓解交通压力。

不同地区具体的限购办法不同,但核心都是通过摇号或者拍卖车牌,分配购车指标,以此控制购车总量。

截至目前,我国实行汽车限购的有八市一省:北京、上海、天津、广州、深圳、杭州、贵阳和海南省。

乘联会秘书长崔东树与《财经国家周刊》记者梳理了不同城市和地区实施汽车限购的发展脉络。

上海私车牌照拍卖始于1986年,真正意义上的上海私车牌照拍卖制度建立于1992年。1994年开始,首度对新增的客车额度实行拍卖制度。

2010年12月23日,北京公布《北京市小客车数量调控暂行规定》实施细则,俗称“限购令”。看点有二:一是实行总量年度控制;二是将研究制订交通拥堵收费方案。

2012年6月30日,广州宣布对中小型客车进行配额管理,7月1日实施。根据这项政策,在为期一年的试行期内,广州市中小客车增量配额为12万辆,按照每月1万辆进行配置。

2013年12月15日,天津宣布从2013年12月16日起实行小客车增量配额指标管理,并自2014年3月1日起按车辆尾号实施机动车限行交通管理措施。

2014年3月25日,杭州宣布对本地新车实施限购,并发布了关于实行小客车总量调控管理的通告。每年机动车增量配额为8万辆,其中80%通过摇号,20%通过竞价;私家车牌照占配额的88%,其余12%为单位指标。

深圳2014年12月29日开始实施限购,有效期暂定5年。每年暂定指标10万个,按月分配。不过2019年底到期后,仍在执行。

2018年5月15日,海南宣布自5月16日起全省开始限购。海南的限购属于非城市性限购,全省限购仅此一例。

用市场规律来调节?

汽车限购发挥了什么作用?

“实行限购的重要原因在于城市交通压力,不过‘一刀切’的方式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。”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盘和林说。

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师建华也认为,限购使交通状况改善有限,而让很多市民失去使用现代交通工具的权利。

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顾问沈承鹏对《财经国家周刊》记者表示,北京的限购已经坚持了10年,每年配置的小客车指标从20万辆下降到15万辆,又下降到十万辆。在用汽车每周还有一天限行,去年又开始大力限制外地牌照车,强度很高。

交通运输部出台的《城市公共交通“十三五”发展纲要》曾明确提出,要“谨慎采取机动车限购、限行的‘两限’政策,避免‘两限’政策常态化;已经实行的城市,适时研究建立必要的配套政策或替代措施”。

盘和林认为,一种可参考的思路是通过有效的城市管理措施,比如探索市区和郊区分片管理、拥堵路段适当限制等综合方案,缓解交通拥堵,从而给汽车消费留出更多空间。

另一种被行业内以及不少市民认可的替代思路是“放开购买,限制使用”。比如国际上很多大都市都采用过的“收拥堵费”方式。

在不少专家看来,“不让买”是行政干预手段,而“用了就收费”则是市场手段,用市场规律来调节,更加合情合理,毕竟在城市核心地区开车的人,相比选择公共交通的人,占用了更多城市资源,理应付出更高的成本。

虽然这些附加费用最初肯定会遭遇部分公众的抵触,但如果能坚持下去,后续积极影响会很快显现。

国际上也有成功先例,伦敦的区域拥堵收费方案启动后,拥堵率降低了25%,平均行驶速度提高了30%。

汽车行业期望“松绑”

除了公众呼声,汽车行业更是迫切期望汽车限购能“松绑”。

2019年全年,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突破40万亿元,保持平稳较快发展势头。这其中,汽车消费贡献较大,2019年,虽然汽车新车销售增速回落,但乘用车新车消费总量2100万辆,仍然位列全球第一。

崔东树认为,和发达国家相比,我国汽车消费的需求空间非常大。从千人保有量来看,如果按可比口径,我国汽车千人保有量2018年是170辆。发达国家如美国是800辆左右,欧洲、日本等则在500到600辆左右。

可以说,汽车产业是稳增长、扩消费的关键领域,进一步扩大汽车消费需求,鼓励汽车消费,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。

而在车市不振背景下,新冠肺炎疫情的到来让购车需求和消费能力短期内明显下降,使得汽车行业和市场雪上加霜。

中汽协的数据显示,2020年1月,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8.3万辆和194.1万辆,环比分别下降33.5%和27.0%,同比分别下降24.6%和18.0%。

中国汽车流通协会的数据则显示,截至2月26日,全国82家经销商集团,4950家经销店的综合复工率仅为23.53%,其中销售效率和售后效率均低于20%。

为缓解现行压力,促进汽车消费成了行业内的共同呼声,其中对“放宽汽车限购”的讨论尤为热烈。

中汽协副秘书长姚杰提出,主要城市应加速基础设施建设,且不应再推出汽车限购令等限制举措;已经出台汽车限购令的大城市,应给限购令设置具体的有效期。

2月11日,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则向国家发改委递交《关于新冠肺炎疫情对汽车流通行业影响及政策建议的报告》,针对“放开限购限行政策”提出了若干项政策建议,希望能够及时缓解汽车经销商经营困难,进一步拉动和扩大汽车消费。

以家庭为单位摇号?

不可否认,对于北京、天津、杭州等超大城市管理者来说,全面放开限购,也确实存在难处。

今年1月7日,公安部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,2019年,北京汽车保有量592万辆、上海416万辆、深圳350万辆、天津309万辆、广州280万辆、杭州268万辆,分列全国第一、二、五、七、十一、十四、十八位。从排名看,这些城市都是全国交通“大堵城”。

但即便是当前的限购举措,也存在诸多不完善之处。

《财经国家周刊》记者了解到,实行汽车限购的城市,一直以来都是按照个人或单位申请小汽车指标,这一标准可能导致的一个极端结果,就是已有汽车的家庭又申请到小汽车指标,无车家庭的成员,却一直无法申请到小汽车指标,长期无法拥有一辆小汽车。

根据北京的数据,约有2700人抢一个普通小客车指标,新申请新能源小客车者,则平均要等9年才能拿到车。

很多摇号购车人告诉记者,其实他们并没有奢望北京等超大城市完全解禁,而是希望“适当增加汽车号牌配额”,并改变当前不尽合理的摇号政策。

近期一个被多次提起的改善方法,是“以家庭为单位摇号,优先给一辆车都没有的家庭解决刚需”。

如果要采用这一方案,贾新光认为,可以借鉴住房控购办法,每个家庭保障第一辆车的用车需求,第二辆可使用摇号限购,第三辆基本不许。

今年年初北京的一场咨询会上,针对市人大代表提出的类似建议,北京市交通委副主任、新闻发言人容军表示,北京市一直在积极研究“以家庭为单位”的小客车摇号方案,将会在大数据上下功夫,更加精准地识别“无车家庭”,并采取信用公示的方式,保证公平公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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