天津教案：揭开文明冲突的序幕
早在16世纪，一些随着葡萄牙商船来华的洋教士就开始在澳门传教。为减少阻力，吸引中国人，早期教士采取与中国文化折衷的态度，却不为教廷所容。相互不能的结果是，清王朝从康熙后期即实行禁教政策。
两次鸦片战争，洋枪洋炮的威力，不但使洋教士得到了向中国各省传教的，且享有治外法权。然而仅有纸上条约，是无法消除不同文明之间对立的。所谓“教案”，乃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一大关目。
针对中国民间的反教情绪，美国著名史学家费正清等主编的《剑桥中国晚清史》流露了深深的困惑：
外国人中间唯有教传教士到中国来不是为了获得利益，而是要给予利益；不是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，而至少在表面上是为中国人的利益效劳。那么，在19世纪所有那些来中国冒险的人们当中，为什么传教士反而引起了最大的恐惧和呢？如果对这个问题有任何一个答案的话，那就是传教士常常要、不可避免地这一主张：只有从根本上改组中国文化，才能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他们的共同目标是使中国皈依教，而且他们是不达目的不肯的。
洋教士“不是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，而至少在表面上是为中国人的利益效劳”，这不是一句让我们舒服的话，幸好这句话还没有说满，“至少在表面上”，使习惯“文化侵略”定势的我们尚不至于大动肝火。实际上，即便是在持“文化侵略”论的人那里，与持洋枪洋炮叩击中国国门者相比，手拿书的洋教士的面貌也温和多了，只不过他们认为，这种温和是一种“掩饰”和“”。
相对温和，或曰善于“掩饰”的洋教士们，为什么反而引起了中国人最大的恐惧和？费正清们提供的答案，归结教士的“文化自负”。他们认为，根本原因在于，洋教士认定中国文化不如教文化，决心从中国的文化入手来彻底中国。换言之，这是由洋教士“文化自负”所导致的“文明的冲突”。
不同的文明之间未必只有冲突，大可求同存异。这是当代人的共识，取得这点共识远非容易。特别是在不同的文明相遇之初，如果沟通和交流不畅，甚至根本缺乏沟通和交流的有效渠道，那作为某一个民族共同体的文明，在异族眼里，会呈现出一种怎样的图景呢？《剑桥中国晚清史》中提到了19世纪在中国流行过的一本小《辟邪》，是专门洋教的，内容骇人听闻，如说外国“所有出生三个月的婴儿，不论男女，都塞以空心小管，而于晚上取出，他们称这为固定生命力要素之术，这使扩大，长大时便于”
现在很难找到《辟邪》来证明以上说法，不过，类似的言辞曾在中国流行应是事实。出版的《筹办夷务始末》收录了一份1862年在江西出现的《扑灭公启》，实际上就是当年知识的一张匿名。其中洋教士的被归纳为：“采生折割”，“妇女”，“锢蔽幼童”，“行踪诡秘”，号召“齐心拆毁天主，泄我”。当时为息事宁人，清朝还派人到江西查访，了解民情。官员问：“我等从上海来，彼处天主堂甚多，都说是劝人。譬如育婴一节，岂不是好事？”回答者说：“我本地育婴，都是把人家才养出孩子抱来乳哺。他堂内都买的是十几岁男女，你们想是育婴耶？还是借此采生折割耶？”
相似的事物，在不同的文明中，往往呈现迥然不同的外观。这里提到的育婴堂，同为中外皆有的慈善机构，但一旦到了异质文明的土壤中，双方不接触不了解，就会转而成为相互认知的唯一媒介，这样，在异族的奇特想象中，文明也将成为格外和恐怖的东西。
“天津教案”的严峻性，清末人已有所认识，一本晚清笔记的作者就曾感叹，如果此案当时处理不当，庚子年中的“八国联军”侵华就会提前上演。
此案的过程大致如是：1870年四五月间，天津境内屡屡发生用诱拐儿童的案件，不久民团组织拿获了一个叫武兰珍的嫌疑犯，武兰珍供称，来自法国的杂役王三。当时清朝负责北方沿海口岸通商、外交事务的是三口通商大臣崇厚，其衙门设在天津。崇厚约法国丰大业来衙门，要求交出嫌疑犯对质。这时候，天津街上已聚集了不少的群众，各种说法不胫而走，人情汹汹。丰大业为人之傲慢，英国在华的一些外交人员都啧有烦言，其在中国人面前气焰更盛，一言不合，于崇厚衙门里居然拔出枪来，三口通商大臣慌忙。丰大业忿忿然离开衙门，恰好遇津知县刘杰，二人为迷拐案争吵了起来，丰大业击之，了护卫知县的家丁。此举激怒了本就愤愤不平的围观，大家一拥而上，将丰大业及随从至死，余恨未消，又了法国，中十名修女、两名在冲突中死亡。事态进一步扩大，四座英、美成为池鱼之殃，被天津捣毁，3个商人也丢掉了性命。
教案发生后，外国炮舰迅速开至天津，同时七个国家的公使向清的总理衙门提出强烈，要求赔偿损失和惩凶。
与洋教有关而酝巨案，早有。天津教案发生前，与洋教的冲突在神州大地早已此起彼伏。1861年，山西传教士不许入教的中国百姓出资参加传统的演戏酬神活动，引起了绅民不满。山西巡抚向总理衙门报告：“该教士欲令奉教者概不，且斥不奉教者为，是显分奉教与不奉教者为两类。其奉教者必因此倚恃教众，。而不奉教者亦必因此轻视教民，不肯相下”；1862年，湖南、江西、贵州等地相继发生群众、育婴堂事件
与上述事件相比，“天津教案”不仅牵涉国家多，死伤人众，而且有失控的，外国人的反应也更为激烈。但这种比较只是规模和冲突烈度的差距，而就其性质而言，均属于不同文明在文化惰性的下，相遇却不愿沟通所结下的果实。洋教士视中国人演戏酬神为“”，和中国人用怀疑的目光审视育婴堂，并无本质区别。只不过，的飞速，加上社会异动力量如会党的推波助澜，使中国人对异质文明的隔膜和更深而已。
“天津教案”之处理于清真如利剑头悬。一方面，经过两次鸦片战争，清王朝已充分领教了坚船利炮的利害，现在多国的外交和军事压力不容他们有丝毫闪失。另一方面，民间对乃至的情绪，既不失，又未必不是者眼里可以倚重的力量。清廷很清楚，如果对内，对外一味曲从，那等于损伤“民气”，失掉“”，自身的性将不复存在。教案起，总理衙门向高级官员征求意见，时任陕甘总督的左棠的一番话颇具代表性，他认为“津民之哄然群起，事出有因，所形，非可比。正宜养其锋锐，修我戈矛”。
清善后的进退两难在崇厚身上已有显露。据著名洋务派官僚黎庶昌所记，这位满洲贵族“驻天津近十年，调停于民教之间，人颇讥之。事变之后，崇公出示解散，有严禁聚众滋事之语，由是”。清只好让崇厚出国避开风头，另择人办理教案。
清另选的人就是黎庶昌的老师，时任直隶总督的曾国藩。平定太平军的曾国藩声望正隆，但此时已经抱病，这从农历五月二十五日，清廷“ （曾国藩）如可支持，着前赴天津”的上谕中显露无遗，同时也说明，在清廷最高者心目中，实在也找不出比曾更适当的人选。曾国藩的态度呢？他儿子，即著名外交家曾纪泽后来回忆，“臣的父亲先臣曾国藩，在动身，正是卧病之时，即写了遗嘱，分付家里人，安排将性命不要了。”平情而论，大概也不算太夸张。
曾国藩到底老谋深算，二十五日领命，二十九日他即回奏：武兰珍所供之王三，业经庾获，必须讯取确供；武兰珍是否果为王三所使？王三是否果为所养？挖眼剖心之说，是否凭空？抑系确有？此两者为案中最要之关键。从此两层悉心研鞫，力求平允，乃可服中外。
曾国藩看得很清楚，要对外国人和本国都有所交待，首要的问题，就是查清。而的要害，则在于拨开在育婴堂上的疑云。
很多人声称寻求是其最高目标，仿佛高不可攀，实则在多数时候，并不多么扑朔迷离，关键在于你对是不是叶公好龙。
曾国藩到津后，立即对拿获的王三等人进行。但据黎庶昌说，这几人“皆市井无赖，反复狡展，不能定案”。曾国藩又不畏劳苦，亲赴实地查访，其过程，他自己的奏折中说得十分翔实：
臣等伏查此案起衅之由，因奸民迷拐人口，牵涉，并有挖眼剖心，作为药材等语，遂致积疑生忿，激成大变惟此等，不特天津有之，即昔年之湖南、江西，近年之扬州、天门，及本省之大名、广平，皆有檄文揭贴，或称丁口，或称挖眼剖心，或称诱污妇女。厥后各处案虽议结，总未将檄文揭贴之虚实剖辨明白。此次应查挖眼剖心，竟无确据，外间纷纷言有眼盈坛，亦无其事。盖杀孩坏尸，采生配药，野番之族尚不肯为，英、法岂肯为此之行以理决之，必无其事。本系劝人即以堂之设，其初意亦与育婴堂、养济院略同，以收恤穷民为主，每年所费银两甚巨。彼以为名，而反受之谤，宜之忿忿不平也。至津民所以积疑生谤者，则亦有故。盖见外国之堂，经年扃闭，过于秘密，莫能窥测底里。、堂皆有地窖，系从他处募工修造者，臣等亲履被烧堂址，细加查勘，其为地窖，不过隔去潮湿，庋置煤炭，非有他用。而津民未尽目睹，但闻地窖深遂，各幼孩幽闭其中加以本年四五月间，有拐匪用药迷人之事，适于其时，堂中过多，由是浮言大起。”
这一奏折的要点有四：一、经曾氏实地调查，民间甚嚣尘上的洋教士“杀孩坏尸”、“采生配药”，内“有眼盈坛” ，并无其事；二、洋教士之育婴系慈善事业，“以收恤穷民为主，每年所费银两甚巨”；三、对洋教士的也不为无因，“经年扃闭，过于秘密，莫能窥测底里”，说到底，都是不沟通所致；四、“天津教案”的发生必然中有偶然，适值其时“有拐匪用药迷人之事”，而恰恰育婴堂中又“过多” （修女们特别愿意为生病和儿童洗礼，这是育婴堂死亡率较高的重要原因） ，凑在一起酿成了巨变。
案情既已查清，就是善后了。清在派大臣赴法国道歉的同时，最后以杀为首人员15人，军遣21人，将天津知府、知县以失职罪发往，并赔偿外国人各种损失银46万两结案。
首先是天津。黎庶昌分析了天津人的心态，“怨崇厚公之护教，咸望公至，必力反崇公之所为”，可是曾国藩没有。看来，他辛苦得来的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看到的。
其次是和知识，都异口同声地曾国藩对外太软，对本国官员和百姓又太苛。“当时士大夫既不肯以杀外人为非，亦不公然主战，但以文正（曾国藩字文正）之主和为能”，“天津教案，文正者不知凡几，竟有投以书诟责之者”，类似记载在近记中屡见不鲜。曾纪泽也回忆说：“其时京城士大夫骂者颇多，臣父亲引咎，寄朋友的信，常写外惭清议，内疚神明八字”。清议的力量的确惊人，就连先前以曾氏自豪的湖南人也不买账了，了悬挂于的湖南会馆的曾氏手书的一幅对联。
“外惭清议，内疚神明”。八字道尽了文化信徒曾国藩的隐衷。他在向清廷请示善后办法中，剀切陈词，“中国目前之力，实难遽起兵端，惟有委曲求全之法朝廷大信，不开兵衅，实天民之福。惟当时时设备，以为立国之本，二者不可偏废。臣以无备之故，办理过柔，寸心抱疚。”说到底，对外强硬，除了遵守国际交往的一般准则，也是需要实力作后盾的。揆诸当时情势，舍曾国藩之所为外，可还有更好的办法？
引发巨案，后世读者当能抛掉情绪化的东西，思考一些真问题。比如：怎样才能培育消解的能力？有学者已经指出了一条思考的径，他们问：无处不有，但晚清70年间最为的上海为什么没有发生一起因而起的教案，也未受相关冲突的严重波及？这是偶然的现象吗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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