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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学时代:能背圆周率到100位的沉默少年

  湖南长沙市楚怡学校为筹办百年校庆而整理档案时,意外地发现了早在时期于湖南就读中学的三份成绩表,三份纪录的平均分数都在八十分以上,其中一份更高达九十一分,在班中名列第一,比第二名的学生足足多出五分。

  在一九四四年入读湖南私立楚怡中学高中部机械科,学校日前在湖南省档案馆翻查资料时,却发现一份在三十四年四月填写的成绩表,黄纸上记录了朱十门功课成绩的平均分数有八十二分,居全班同学前列。

  学校在得到意外惊喜后,继续翻查线索,又发现朱在一九四四年一月于湖南名校广益中学(今为湖南师大附中)的毕业成绩表,十四个科目的平均分数高达九十一分,比第二名的沈谱成多出五分。沈在回忆录中亦写道:“和我在班上学习成绩名列前茅,我们为竞争第一名,曾封闭式相处。现在想来,似有年幼稚气之感。”

  另一份是朱在一九四六年于湖南省立第一中学理科班考取的成绩,平均分数亦有八十五分,随后即考进大学。

  这位“皮肤白净,气质沉稳”的少年同学让大家印象深刻,他“沉默寡言”,能把圆周率背到近100位,但“组织能力和社会能力”当时倒没怎么。

  小小年纪的,当年发奋努力,最大的动因应该是他特殊的家庭,他想取得最好的成绩,来告慰早逝的父母以及抚养自己的伯父。而另一个原因,则是当时的学金,只有极少数的优秀学生才能享受。

  这位“皮肤白净,气质沉稳”的少年同学让大家印象深刻,他“沉默寡言”,能把圆周率背到近100位,但“组织能力和社会能力”当时倒没怎么。

  小小年纪的,当年发奋努力,最大的动因应该是他特殊的家庭,他想取得最好的成绩,来告慰早逝的父母以及抚养自己的伯父。而另一个原因,则是当时的学金,只有极少数的优秀学生才能享受。

  小学先就读于“时中学校”,这所小学是朱氏家族兴办的私立族学,始建于1854年,先设在长沙市郊丝茅冲,二十七年迁入棠坡朱氏祖屋,其后又移址关山嘴,1990年定址和平村口107国道旁,该校校长蔡海波告诉记者,“时中学校现在仍是长沙县最好的小学。”

  在时中学校就读这段时间,并没有留下任何资料,从后来上中学的时间来推算,他1941年13岁小学毕业,而当时的小学实行六年制,可以看出,他应该是7岁启蒙。但从朱家书香门第的习惯来看,可能在更小的时候,即已开始接触书本,朱学方老人在后来的回忆中,就有小时候读《水浒传》,三十六天罡、七十二地煞的情节。

  在这里就读两年后,9岁多时,因母亲病故,跟随“满伯”朱学方迁入长沙郊区,随后就读于崇德小学,这所小学解放后即停办,现在寻找起来,惟一的线索是校址在当时的长沙南区,这一区域现在划归天心区和雨花区,记者得到了两个区教育局的帮助,在多方打听下,得知这所学校位于天心区南门口大古道巷的“出入是门”附近(注:当时进出长沙南门必经之,遂得此名),但校址已经只剩下一块碑,学校湮灭在历史风尘中。

  2月28日,长沙市委方志处强老人,帮助记者查阅了1934年出版的《长沙市指南》,书中有简略的记载:崇德小学,开办于1917年,属私立学校,创办人名叫刘伯衡。

  当时的教育内容,与清末大同小异,以“讲求有用之学、永远不废”为旨,学校中设国文以及格致、博物等,之后新增了“党义”(或称“”,即课)、军训等课程。

  至于教育的经费来源,已经有了一些改变,长沙市志中记载,时期,省除负责官立学校的经费外,对私立学校酌情予以励补助。在族学中就读时,自然不存在学费问题,后来转至崇德小学,学费是如何解决,当时学校中是否设立学金之类,未能查证。

  据朱天池老人回忆,当时名下分得的田地,岁租可以有一两百担,“供其上学应该没问题。”真正的经济困难,大概发生在中学之后,日军侵入两湖,朱学方携家人避难,当时田产因无法带走,纷纷贱卖,朱家因此了几百年来的稳定经济来源。

  1941年2月,以崇德小学优秀毕业生的身份,投考广益中学,并以优异成绩被录入初中一年级第39班,广益同样是一所私立中学,是中国禹之谟于1905年创办,原名“惟一学堂”,这所学校在当时的长沙首屈一指,社会上流传着“要学习、进广益”的谚语。广益中学解放后改为湖南师大附中,至今仍为长沙数一数二的名校。

  此时抗日烽火已燃遍大半个中国,武汉沦陷,长沙告急,市区内几乎所有大、中学校均已外迁,广益中学搬到了远离长沙的衡阳,一个名叫常宁县柏坊乡大坪的地方。13岁的,背上行李和书包,开始了颠沛的求学生涯。

  的同班同学沈谱成回忆,从长沙到柏坊的线,一般是先搭汽车或火车抵衡阳,然后乘船溯湘江而上,耗时在一天左右,学生们寒暑假才可能回家。

  广益中学当时的教学制度非常严格,尤其是期末考试颇有特色,沈老回忆,每到期末,各班各年级考试同时进行,但座位一律重排,在同一考场内安排有不同班的考生,同班学生穿插就座,以最大限度减少作弊。

  湖南师大附中校史办曾作过一些走访,的同班同学任俨提到,学生当时上晚自习,点的桐油灯只能一边,于是约定每隔半小时转一次方向,因计时不准常起争执,在一边默诵英文的,起身挑出灯芯,两边同时点燃,光亮顿时加大了一倍,矛盾也解决了,皆大欢喜。

  经常被人提到的,还有背圆周率的故事,任俨的回忆是,当时和他比赛,由同班同学周继溪担任裁判,结果任俨背了40多位,而背到了近100位,可见其超群的记忆力。

  师大附中保存的档案中,详细记载了当时的成绩:在前五个学期中,共59科次的期末文化考试,其中100分的15次,平均93.8分,有三个学期名列第一。最后一个学期,11门功课有7门获100分,平均96.27分,为全班第一。

  沈谱成对这个“皮肤白净、气度沉稳”的同学印象深刻,他在回忆录中写道:“和我在班上学习成绩名列前茅,我们间为竞争第一名,曾封闭式相处,现在想来,似有年幼稚气之感,初中毕业时,朱名列第一,我为第二,这在毕业证编号上尚可见之。”

  学习名次的竞争,当时还是相当激烈的,沈老告诉记者,每临近考试,同学们复习到深夜,十分普遍,宿舍当时毗邻校外的一家小餐馆,夜深饥饿时,可通过宿舍墙壁上一个孔,直接从餐馆买到宵夜,十分方便。

  当时的学金,只有极少数的优秀学生才能享受,广益中学当时的是,如果期末考试成绩列于前三名,则下学期可免交学费银洋两圆。这笔钱,约相当于现在数百元。

  1944年10月,初中毕业的考入国立八中永绥高中分校,在湘西永绥度过了21个月的时光,一直到1946年7月才离开。当时从长沙一起去的学生共有十多人。

  永绥现已改称花垣县,位于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西北角,崇山峻岭、地势,为何来到偏僻的湘西求学?这与当时的战争形势紧密相关。

  据有关资料记载,1937年12月,日军进逼,安徽芜湖、江苏南京相继陷落,安徽省教育厅于皖西山地设立临时中学,战区学生教学。1938年12月,蚌埠失守,其后合肥、徐州均相继沦陷,皖西的7所学校数千师生,西迁,经过长途跋涉,到达湘西,几易其名后,创立了国立八中,设立了11个分部,遍布湘西及川东各地,初期主要招收苏皖一带的青年,到了中后期,则主要招收后方来的学生,其中湖南各地的学生占了很大的比重,正是在这一背景下,来到了当时日军不敢轻入的湘西。

  同班同学杨开卷回忆,每科成绩都在98分以上,尤其是英语,居然连《英汉词典》的部分内容都能朗朗成诵。杨开卷的数理化成绩不及,为此,经常向其请教,而杨的国文成绩颇好,有一次在全校的作文比赛中获第二名,很替他高兴,并提议:“这笔金,要他请客好啵?”几个同学高高兴兴吃了一顿。

  湘西求学时,一件白色府绸衫是最体面的衣服,但就是这件好一点的衣服,也险些被盗。

  杨开卷记得是在暑假的一天中午,由于天热,几个留校的学生,将床铺搬到宽敞的教室休息,其时,的白色府绸衫正晾在单人木架床的床头,一名窃贼蹑手蹑脚进来,想偷这件衬衣,窃贼并没弄出什么声响,却一下惊醒了,一跃而起,大叫“抓贼”,并抓起桌上一只砚向窃贼丢过去,同学们被惊醒,有的挡门口,有的则冲上去抓贼,乱成一团。

  在国立八中时,的一次登台演出,也给很多老同学留下了深刻印象,戴振岳回忆,学校附近青龙村盛产黄杨木杆,同学们竞相以此制作二胡,每当晚饭后,校园里一声声:“一马离了西凉界”、“劝千岁杀字休出口”,京剧风靡。

  天生一付好嗓门,音色清亮圆润,几个同学于是商量一起排练《空城计》,从“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”一段段练起,一些本地同学还特意设法借来了留声机及唱片,供模仿学唱,戴振岳则由拉二胡改操京胡为其伴奏,在唱段好后,又弄来脚本试排了几回,一个“业余剧团”就这样搭起来了。

  “剧团”随后安排了一次到保靖的演出,戴振岳回忆往事,犹记得当时化妆,演员均需用长布带将眉梢往上“吊”,天生剑眉,无需这道工序,化妆师为之称赞不已,而在剧中当司马懿退兵后,诸葛亮有一伸手捋去额上惊汗的动作,不知是天热还是初次登台,下台后告诉同学“真捋下一把汗来了”。

  在湘西时,还经历过一场劫:当时霍乱流行,很多同学都被传染,由于营养不良和医疗条件差,不少同学死于此病,至今花垣县城东门外的小山上,还留有几十座坟茔。未能幸免,染上了霍乱,几乎死去,但在吃了一个苗族老医生的苗药之后,奇迹般地痊愈了。因此当地人都认为:这个两代遗腹的伢子实在命硬。

  湘西的两年生活,无疑给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,2001年4月,他回到阔别50多年年之久的花垣视察,当年的文庙已毁于战火,而国立八中也仅存在过8年,一寻旧一感慨,摸着当年的石狮子,他说了一句:“五十年一摸啊”。

  在就读过的中小学中,花垣的母校,是他在毕业后惟一“回访”过的地方。

  1946年7月,随着抗日战争胜利,作为公费生,转学到刚从七星街迁回长沙的省立一中,在这里做了一年的”插班生”,随后考入大学。

  当时一中每个年级为两个班,一个文科班、一个理科班,选读的是26班理科班,班上共有同学28人。

  在同学王海洲眼里,当时不怎么说话,他们同住一个宿舍,“二三十人,都是铁架子床,”王海洲坦言当时与朱没有过多的过往,“要是知道他要当大人物,应该多记点当时的事。”

  同学沈雨随记得,当时“英语老师郭昆很喜欢他,经常和他在课堂上用英语对话”。

  而在另一位同学颜家龙的印象中,沉默寡言,“主要把精力放在学习上,组织能力和社交能力倒没有表现出来”。

  当时的交往伙伴,主要是从国立八中一起转来的同学周继溪,周老因哮喘复发卧病在床,记者未能采访。

  在一中校史馆,保存有一封写给同学胡兰吉的毕业留言,全文如下:“敬书数语与兰吉兄为别:人生聚散本来无常,偶然聚合便顷刻要分离,虽然遗憾又何必悲伤,命运难期,何处不能相逢?我愧无嘉言懿行足资兄助,但愿他日重逢,耿耿此心依旧,为兄一饮庆功酒。”

  一中老校长马清泽告诉记者,这份留言只是一份复印件,原件一直被胡兰吉精心保存,1997年,一中庆祝建校85周年,胡兰吉特意从双峰赶来,欲将原件捐献给学校保存,不料在长途车站,包裹却掉了,虽经多方努力,终于未能找回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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